王守仁（1472－1528）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。别号阳明，后世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。

王守仁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，他的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。他自幼就抱有“读书学圣贤”[1]的志向。弘治五年中浙江乡试，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，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，后改兵部武选清史司主事、正德元年(1506年》他因得罪太监刘瑾，被贬谪云南龙场驿任驿丞。刘瑾死后，被提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，后又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，巡抚南赣、汀、漳等地，曾多次主持镇压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起义。利用宣传教育手段到处发布告谕，制订乡约，开办社学、书院等，从思想上控制和麻醉人民。他概括他一生干了两件事：“破山中贼”、”破心中贼”，并深感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[2]。他曾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封为“新建伯”，死后溢号“文成公”从祀孔庙。

他在做官从政的同时，从未放弃教育活动。这虽然是他“破心中贼”的手段，然而由于他多年从事教育活动，系统地阐发了教育理论，。对于我国封建教育的发展，具有很大影响。

早在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，王守仁就开始讲学、授徒，倡言“身心之学”，叫人“先立必为圣人之志”。他与翰林庶吉士湛若水（1466～1560）结交，“共以倡明圣学之事”。在他贬谪龙场后，开创“龙同书院”，后又在贵阳的书院任主讲。在北京、江西和南京做官期间，曾兴办社学，修建斌溪书院、阳明书院，又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，还在浙江设立稽山书院，从事兴学、讲学共23年。尤其在他50岁后，从嘉靖元年到六年期间（1522～1527）他曾专门在稽山书院、龙泉寺中天阁聚众讲学，从事著作。当时四方游学之士多集合于余姚一地，听讲者不断增多，“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”，可谓盛极一时。王守仁的学术和教育思想，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，而且远播海外；弟子门人遍布各地。他的著作中，反映教育思想的主要有《传习录》、《大学问》等。

一、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学说和教育作用、目的的主张

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为基础的。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说。

“心即理”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南宋陆九渊提出来的，他认为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便是宇宙”。王守仁对此极为推崇并大加发挥。

王守仁认为，宇宙万物都靠心的认识而存在。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，而在内心之中。他说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”[3]，充分表达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，完全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，陷入唯我主义。

王守仁不承认有客观存在之理，反对朱熹“即物穷理”的思想，认为“心”与“理”是合二为一的。他说：“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”，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外无义，心外无善”，除“心”外一无所有。理在心，而不在外。所以他说：“夫物理不外于吾心，外吾心而求物理，无物理矣。……理虽散在万事，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。”[4]

王守仁从“心即理”出发，把内心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多次提到“存心”、“尽心”、“明心”、“收其放心”、“求得其心”一类的修养方法。他说“君子之学，以明其心，其心本无味也；而欲为之蔽，习为之害，故去蔽与害，而明复，非自外得也”[5]。又说：“君子之学，唯求得其心，虽至于位天地，育万物，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。”学问之道就是求得其心，这是因为“心外无事、心外无理，故心外无学”[6]。因此，王守仁关于教育作用的主张，即是明心、存心。求得其心，即是去人欲、去习染，即是存天理、去人欲。

王守仁认为教育目的是“明人伦”，而他的理论基础则是“致良知”说。

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“不待学而有，不待虑而得”的“良知”，也就是“天理”’。但“良知”在圣人和一般人之间是不同的，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是因为天理纯全，良知常在；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私欲所蒙蔽，有如晶莹的明镜，往往被尘埃所染，处于不显露的状态，要想除掉私欲，恢复本心，必须有个为善去恶的“致良知”的工夫。他说：“若良知之发，更无私意障碍，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矣。然在常人，不能无私意障碍，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，胜私复理。”[7]因此“致良知”也就是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，以实现“明人伦”的教育目的。他所谓的“人伦”即是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，他明确地说：“所谓‘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’五者而已。唐虞三代之世，教育惟以此为教，而学者惟以此为学。”[8]其实质就是要求教育培养具有封建道德观念的“顺民”，维护封建伦常的社会秩序，以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。

二、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

为了实现其教育目的，他认为凡是有助于“求其心”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，读经、习礼、写字、弹琴、习射，无不可学，但在“胜私复理”方面各有其用。

关于读经的作用，王守仁的看法与朱熹的意见是有区别的。朱熹认为，圣人教训具在经书，为学之道必须穷理，穷理之要，必在读书。而王守仁认为，经书是“常道”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，然其根源仍在本心。他说：“‘六经’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，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，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，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”[9]所以“六经”不过是“本心”的账簿而已。但读经也很重要，其作用是寻求帮助，寻求方法，复明本心的常道。就像病人服药是为了治病，跛人走路需要拐杖一样。因此他主张，读书时必须与自己的心结合起来，他说：“且如读书时‘良知’知得强记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；有欲速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；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。如此，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，是个纯乎天理之心，任他读书，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，何累之有？”[10]

关于写字、弹琴、习射，他认为对于陶冶本心很有价值。

王守仁说：“吾始学书，对模古帖，止得字形。后举笔不轻落纸，凝思静虑，拟形于心，久之始通其法。……乃知古人随时随事，只在心上学，此心精明，字好亦在其中矣。”[11]

“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。是故燥于其心者，其动妄；荡于其心者，其视浮；歉于其心者，其气馁；忽于其心者，其貌惰；傲于其心者，其色矜。五者心之不存也，不存也者不学也。君子之学于射，以存其心也。”[12]

王守仁根据这种教育内容的主张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“训蒙教约”，其训练标准为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八目。所设科目为歌诗、习礼、读书三项。歌诗可以“精神宣畅”、“心气和平”；习礼可以“礼貌习熟”、“德性坚定”；读书可以“义礼浃洽”“聪明日开”。每日课程先考德，次背书、诵书，次习礼或作课仿，次复诵书讲书，次歌诗。“凡习礼歌诗之类，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，使其乐习不倦，而无暇及于邪僻。”[13]

三、教学原则和方法

（一）知行并进

王守仁在哲学上曾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，这是与其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说密切联系的又一哲学观点，也是他“致良知”的方法之一。王守仁针对朱熹“知先行后”和“外心以求理”的观点，提出“求理于吾心，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”。王守仁所谓的“知”、“行”基本是封建道德观念的“知”、“行”，意思是指“知”和“行”是一个功夫，不可分割，“知中有行”、“行中有知”。他说：“知行原是两个学说一个功夫。”[14]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，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”[15]另外，他的“知行合一”包含有“知”和“行”并进，缺一不可的意思。他说：“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”[16]“知之真切笃实处，即是行；行之明党精察处，即是知。”[17]如不着重“知”，光着重“行”，“冥行妄作”、‘懵懵懂懂”，缺乏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性；如只着重“知”，不着重“行”，也会“茫茫荡荡”、“悬空思索”，对维护封建统治产生不出什么效力。所以，只有发挥“知”对“行”的指导作用，才能“行的是”；又用“行”来完成“知”，才能“知得真”。“

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说，把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混为一谈，混淆了“知”和“行”的界线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。但他针对程朱理学知而不行的“空疏谬妄”，表现出更加重视行的倾向，在学习上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他说：“夫问、思、辨、行皆所以为学。未有学而不行者也。如言学孝，岂徒悬空口耳讲说，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！学射，则必张弓挟矢，引满中的；学书则必伸纸执笔，操”触染翰，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。”[18]这里他强调行才谓之学，尽管其理论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，但其积极意义是不能抹煞的。

（二）自求自得

王守仁为了达到使学者“致良知”、“明人伦”的目的，强调要引导学生“各得其心”，学习贵在自得。他常引用孟子所说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则居之安，居之安则资之深，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[19]认为要自得，才能左右逢其源。教学要启发学者的良知，使他自己得到切身的体验，“静处体悟”与“事上磨炼”都是自求于心的工夫。

要达到自求自得，必须采取独立思考的方法，提倡怀疑，不盲目迷信书本、圣贤，并勇于坚持，使之“深人心通”，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轻易受别人左右。他说：“夫学贵得于心，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！求之于心而是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庸常，不敢以为非也，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。”[20]他强调学贵自得，独立思考，从而提出天下学术公有的主张，他说：“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，学，天下之公学也。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，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已矣。”[21]王守仁这种提倡学术公有，提倡批判精神，是很值得注意的。

（三）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

王守仁多次提到为学要循序渐进，不可躐等，他认为教学必须注意“从本原上用力，渐渐盈科而进”[22]。一个人的发展，从婴儿到成人，有它的阶段性。婴儿在母体中只是钝气，有何认识，出胎后，方渐渐能啼能笑，能认识其父母兄弟，又改而能立、能行、能持、能负，到后来天下事无不可能，要顺着他“精气日足，筋力日强，聪明日开”的顺序为学。

循序渐进的原则，要求在教学上要顾到学者的心理发展水平。王守仁认为，良知到什么水平，教学就到什么水平，童子良知水于低，“便教去洒扫应对，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”。同样，不应以初步浅近的学习，要求水平较高的人。譬如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的人，不必教他在院子里学走路。因此，王守仁提出“与人论学，亦须随人分限所及”，就是说，教学要考虑学者的基础，从此逐渐加深，不可躐等而进。他说：“今日良知见在如此，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；明日良知又有开悟，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，如此方是精一工夫”。他以灌溉树木为例，说明这一道理，“如树有这些萌芽，只把这些水去灌溉，萌芽再长，便又加水，自拱把以至合抱，灌溉之功，皆是随其分限所及。若些小萌芽，有一桶水在，尽要倾上，便浸坏它了。”[23]这就形象地说明，教师教学若不考虑学生的基础、接受能力，不但不能教好，反而起到相反效果。

与循序渐进相联系，王守仁还强调因材施教，要根据学生的资质、个性、长处、短处给以不同教育。他说：“人的资质不同，施教不可眼等。中人以下的人，便与他说性说命，他也不省得，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。”他把教学比做治病说：“良医之治病，随其疾之虚实强弱，寒热内外，而斟酌加减，调理补泄之，要在去病而已，初无一定之方，不问症候之如何，而必使人人服之也。君子养心之学，亦何以异于是。”[24]王守仁这种循序渐进、因材施教的主张是应该肯定的，这是他长期教学实践的总结。

四、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

王守仁对当时儿童教育的状况，进行了抨击和批判，提出了一些办法和积极的意见，这是值得重视的。他说；“若近世之训蒙稚者，口惟督以句读、课仿、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；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。鞭挞绳缚，若待拘囚。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；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，窥避掩复，以送其爆游，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；偷薄庸劣，日趋下流。是盖驱之于恶，而求其为善也，何可得乎！”[25]这的确是当时传统学塾的写照，表现了王守仁反对外来束缚个性，从注重内心修养出发而“导之以礼”，“导之以善”的主张，这在当时具有一定意义。。

王守仁提出，教育儿童要从积极方面入手，要用培养、诱导、顺应儿童性情，鼓舞儿童兴趣的教育方法。他说：“大抵童子之情，乐馆游而惮拘检，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畅之则条达，摧挠之则衰痿。今教童子，必使其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，则其进自不能已。譬之时雨春风，纪被夺木，莫不萌动发越，自然日长月化。若冰霜剥落，则生意萧索，日就枯槁矣。”[26]接着他提出，诱之歌诗，导之以礼，讽之读书，以此三点来“顺导其志意，调理其性情，潜消其鄙吝，默化其粗顽，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，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”。这里他把教学比作时雨春风，盎然生意，情意舒畅，使儿童在启发诱导、默化潜移中得到成长。王守仁的这些主张，是注意到了儿童年龄特点，从“儿童心理”角度提出来的，有重要价值。

[1] 《王文成公全书·年谱》。

[2] 《王文成公全书与杨仕德薛尚谦》。

[3] 《传习录》下。

[4] 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[5] 《别黄宗贤归天台序》。

[6] 《紫阳书院集序》。

[7] 《传习录》上。

[8] 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[9] 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。

[10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三。

[11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三。

[12] 《观德亭记》。

[13] 《传习录》中。

[14] 《答友人问》。

[15] 《传习录》上。

[16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一《传习录》上。

[17] 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《传习录》。

[18] 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[19] 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
[20] 《答罗整庵书》。

[21] 《传习录》上。

[22] 《全书》卷二。

[23] 《答黄以方问》。

[24] 《与刘道源》。

[25] 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。

[26] 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。